明代妈祖文化影响朝鲜半岛的重要见证

——读《妈祖文化与明末朝鲜使臣》

2019-09-04 16:30:28来源:海外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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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时期发源于福建沿海一带的妈祖文化,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周边各国传播开来,除了其行善济世,救急扶危的核心内容有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外,往来于中国的外国使臣应是传播妈祖文化的重要使者。元明清时期,经海路出使中国的高丽、朝鲜使臣及随行人员,应是将妈祖文化带入朝鲜半岛的主要人员。韩国学者朴现圭教授指出:“韩国人接触妈祖的历史已经相当长了。从妈祖信仰的发展史来看,它与韩中两国使臣往来有着密切的关系。”(见朴现圭《韩国的妈祖信仰现状》,《莆田学院学报》2016年第1期第1页)2019年8月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妈祖文化与明末朝鲜使臣》一书,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重要史料。

该书由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、博士生导师、中韩海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,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海洋发展研究院学科负责人曲金良教授做序,他在《序言》中写道:“本书作为妈祖文化研究的一朵新的奇葩,会对研究妈祖文化的学者,对从事古代海洋文化、中韩、中朝文化交流和研究的学者,对辽东半岛、山东半岛,河北沿海、天津等地区的文史工作者,文化旅游工作者提供参考和帮助,会为推进妈祖文化研究和当今时代中韩学术交流、文化发展做出贡献。”(见《妈祖文化与明末朝鲜使臣》序言第3页)

曲金良教授之所以说《妈祖文化与明末朝鲜使臣》是“妈祖文化研究的一朵新的奇葩”,应是基于这样几点,一是,该书对从天启元年(1621)至崇祯九年(1636)期间,每一年出使中国的朝鲜使团受妈祖文化影响的情况都有详细的介绍,是妈祖文化影响朝鲜半岛的重要史料。二是,该书对明末朝鲜使臣历年祭祀天妃(妈祖)的情况进行了比较,并通过朝鲜使团的航程经历对朝鲜使臣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论证,并由此得出结论,朝鲜使臣之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妈祖文化的忠实信徒,并对天妃(妈祖)极度的崇拜和敬畏,与他们的航海经历有关。航程途中,朝鲜使臣祭祀妈祖常常出现神奇效应,这样一种巧合,在当时人们还不具备对天气海况科学认识的情况下,无疑会使朝鲜使臣对天妃(妈祖)的崇拜和敬畏带来更大的影响,从而也展现了妈祖文化的巨大魅力。三是,该书还对妈祖文化在明代中朝(韩)海上文化交流、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探究,拓展了妈祖文化研究的领域和视野。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、博士生导师孙晓研究员在评价该书时指出的:“《妈祖文化与明末朝鲜使臣》利用燕行录等资料,探讨了朝鲜使臣对天妃(妈祖)的崇拜和敬畏,可以扩展我们对于妈祖信仰传播和发展认知的广度和深度,是研究中韩(朝)文化交流、中朝(韩)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成果……在这些方面,该研究课题为我们展示了很多有说服力的史料,提供了明末中朝(韩)海上文化交流,友好往来的重要历史见证。”(见《妈祖文化与明末朝鲜使臣》序言第3页)

《妈祖文化与明末朝鲜使臣》中提到的明代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,多是当时在朝鲜有影响的文人出身的官员,不少人当时就有着较高的身份,或归国后成为了朝中重臣,如天启三年(1623)的朝鲜奏闻(请封)使正使李庆全是以左议政(第一副首相)身份出使明朝;天启四年(1624)的朝鲜谢恩、奏请使正使李德泂,归国后官至右议政(副首相);天启六年(1626)朝鲜进贺圣节使正使金尚宪归国后官至朝鲜左议政(第一副首相),进贺冬至使正使南以雄归国后也官至左议政(第一副首相);崇祯九年(1636)的朝鲜进贺冬至、谢恩使团正使金堉,归国后官至朝鲜领议政(首相)。他们留下的与妈祖文化有关的日记、祭文、诗歌等,包括其中表达的对天妃(妈祖)崇拜和敬畏,无疑都为妈祖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。通过明末朝鲜使臣颂扬妈祖文化的诗文,不仅可以窥视明代中朝(韩)间紧密的文化联系,而且这些保留下来的珍贵诗文、祭文,也是妈祖文化影响朝鲜半岛和中朝(韩)人民世代友好的历史见证,是中朝(韩)文学交流史上的极其宝贵的遗产,这也是《妈祖文化与明末朝鲜使臣》一书的价值所在。正如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博士生导师万明研究员评价该书说:“该研究成果通过明末经海路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留下的与天妃(妈祖)有关的日记、诗歌、祭文等,对明末朝鲜使臣历年祭祀天妃(妈祖)的情况进行比较,论证了妈祖文化对明末朝鲜使臣带来的重大影响,并分析了产生这些影响的主、客观原因。作者挖掘第一手资料并加以详细地分析论述,不仅展现了妈祖文化影响朝鲜半岛的重要历史见证,阐释了妈祖文化的巨大魅力,也是对明末中朝(韩)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的推进。”“这次的研究课题,既是前段研究成果的深化,也为《燕行录》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,将推动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向纵深发展。”(见《妈祖文化与明末朝鲜使臣》序言第3页)

除经海路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外,航程途中受妈祖文化影响最大最直接还有随行的船夫、水手们。朝鲜使臣对妈祖文化的崇拜,也巩固和加大了他们的妈祖信仰。他们归国后,仍多从事是与大海、船只打交道的行业,必然也是在朝鲜半岛传播妈祖文化的主要力量。在这一方面,该书在论述时也有所涉及。

该书虽然重点讲的是妈祖文化对明末朝鲜使臣的影响,但只是以此为例分析了妈祖文化时如何影响朝鲜使臣,并传入朝鲜半岛的。作者在书中也提到,妈祖文化至晚在元末明初就传进了朝鲜半岛,“明初的高丽、朝鲜使臣就多次说到天妃(妈祖),而且留下了多首歌咏诗作”,“明初高丽、朝鲜使臣对妈祖文化的高度认同,路经辽东、山东沿海的高丽、朝鲜使臣到妈祖庙祭祀妈祖,而且态度十分虔诚。除说明朝鲜半岛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外,也说明妈祖文化在明初的高丽、朝鲜使臣中已经有了较大影响了。”(见《妈祖文化与明末朝鲜使臣》第6、7页)明末,随着妈祖文化在中国北方沿海一带的普及,妈祖文化在朝鲜半岛产生了更大的影响。该书提供的朝鲜使臣撰写和创作的与妈祖文化有关的日记、祭文、诗歌等,都是明代中朝(韩)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见证。作为文艺作品流传的与妈祖文化有关的诗歌,在中朝(韩)文化交流中有着更广、更大的影响力。这也不难看出,该书不仅是妈祖文化影响朝鲜半岛的重要历史见证,也是明代中韩、中朝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。( 周金琰)

责编:王瑞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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